媒體報道，今年6月1日起，國家取消部分低價藥最高零售價，初衷是提升藥企生產低 價藥食物積極性、減輕患者使用高價藥的負擔。“松綁”五個月來，近日記者走訪廣州市內各大醫院、社區醫院和連鎖藥店了解到，“松綁”過后低價藥價格應聲上 漲，漲價少則幾倍，多的達上百倍。病人被迫換藥。

這輪藥價改革前低價藥頻玩“消失”；改革后低價藥卻玩起了漲價，怎么吃虧的總是患者？ 從理論上來說，改革后低價藥不會“消失”也不會大幅漲價，理由是生產企業定價自主權更大，更愿意生產低價藥，低價藥供應增多競爭加劇自然難以漲價。然而， 理論邏輯與現實社會總是脫節的。

有的低價藥漲價上百倍，如果情況屬實，患者必然要問：“《推進藥品價格改革的意見》中承諾的‘強化價格行為監管’為何沒有兌現？”也就是說，部分低價藥漲價百倍，首先對我們的價格監管部門發出了緊急警報。

可能在一些人看來，我國低價藥的價格長期被壓制，如今放開最高零售價，這種“漲價百倍”是一種補漲行為，是價格正常回調。但是，“漲價百倍”的背后有沒有企業違法操控價格，值得深究；價格監管部門是否盡職盡責，值得追問。

除了監管不到位之外，“漲價百倍”也給改革設計者發出了警報。去年4月，八部委發出《關于做好常用低價藥品供應保障工作的意見》，從價格管理、完善采購、政策扶持、綜合監管等方面給低價藥建立一張保障網，如今低價藥迅猛漲價，恐怕與上述意見沒有落實到位有關系。

在筆者看來，要想防止低價藥價格快速反彈，還應該通過減稅等方式鼓勵低價藥生產企業擴大生產，一旦低價藥供應充足，市場競爭比較激烈，低價藥自然難以漲 價。我們要意識到，低價藥與廉租房一樣，都是具有社會保障屬性的公共產品，增加這種產品供應、抑制價格上漲的辦法，是政府承擔更多公共責任。

然而，無論是《關于做好常用低價藥品供應保障工作的意見》，還是《推進藥品價格改革的意見》，都沒有提及通過財政補貼或者減稅方式鼓勵低價藥生產，盡管 前者在“加大政策扶持”中明確多種扶持措施，在技術改造、優先審評、績效考核、醫保付費等方面提出辦法，但坦率說仍未拿出最有力措施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這輪藥價改革后低價藥大幅漲價不是個別現象，除了廣州部分低價藥漲價百倍之外，記者調查發現，安徽蕪湖部分低價藥也漲價明顯。

可以說，部分低價藥漲價百倍，即表明低價藥的保障意見、改革意見，既不完善也沒有落到實處。希望有關部門密切關注媒體上的相關報道，對問題及時調查及時 改進；同時，也要經常主動去醫院、藥店暗訪，并有獎鼓勵患者、業內人士積極舉報，只有這樣，才能對低價藥形成完善的監督機制。